0引言

人类社会的高速发展，对气候和环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的大量排放，导致了气候和环境的不断恶化。近年来，全球的持续变暖已经日益威胁到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指出：在过去的100年，全球地表平均温度升高了0.74度，海平面升高了0.17米^[1]。因此，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主要手段是转变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实现低碳经济和低碳生活。我国201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把碳排放作为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约束性指标纳入“十二五”发展规划^[2]。国际上现有的碳排放政策主要包括：碳税、碳限额、碳限额与交易三种形式。前两种政策对企业而言都是一种“硬约束”，即只能通过调整产量或采用新技术减少碳排放来满足这一环境约束，而碳限额与交易（Cap and trade）允许企业间自由买卖碳排放权^[3]，使碳排放约束成为一种“软约束”，即可通过调整产量、采用新技术、买卖碳排放权等方式来满足环境约束。因此，本文立足微观视角，以企业的生产决策为研究内容，为企业生产策略制定提供微观基础。

1文献回顾

自20世界五六十年代开始，学术界对企业生产策略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但其目标大都是在总成本最小或总收益最大的前提下满足顾客的多样化需求。但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企业在制定生产及定价决策时不得不将碳排放因素考虑进来。在碳排放政策约束下企业生产策略研究方面，针对单个企业的研究较多，Considine等^[4]在完美市场的假设下，分析了能源政策、财税政策等对碳交易价格和其它工业部门等的影响。Carolyn等^[5]从福利增加的角度对碳排放权交易进行了研究，得到了基于产出的碳排放权分配原则能产生与碳税相同的效果。Letmathe等^[6]在企业生产模型中同时考虑了碳限额、碳税等环境约束，采用混合整数规划方法求解，得到了企业最优的产品结构和生产数量。Lee等^[7]研究对比了碳税和碳排放交易机制对台湾石化工业部门的影响，得到了如果单独实施碳税政策，2011-2020年台湾石化工业的GDP累计损失5.7%；如果同时实施碳税和碳交易，同时期台湾石化工业的GDP累计损失4.7%的结论。Hoen等（2010）^[8]基于报童模型研究了不同碳排放政策下企业的运输模式选择问题。通过研究发现，碳税和碳限额与交易两种政策均无法实现减少碳排放量的目标，此时，只有碳限额政策能够减少碳排放量。Arslan等^[9]在传统EOQ模型的基础上新增了碳足迹、碳税和企业社会责任等环境和社会约束，运用单变量优化模型，分析了企业在碳税、碳限额、碳限额与交易以及碳抵消等不同条件下，企业最优的生产数量。Jiang等^[10]研究了碳限额、碳税、碳限额与交易三种政策下企业的生产和投资行为，并分析了不同的碳排放政策对企业利润和碳排放量减少的影响。Song等（2012）^[11]分别对碳限额、碳税和碳限额与交易三种政策下的经典报童问题进行研究，得到三种政策下企业的最优生产策略和最大期望利润。同时研究发现：为了减少一定量的碳排放量，在碳税政策下，针对高利润的易逝性产品，给边际利润高的企业设置的碳税应高于边际利润低的企业，反之亦反；在碳限额与交易政策下，碳限额设置应该满足企业边际利润小于碳排放权购买价格的要求。在供应链层面上，Benjaafar等^[12]率先将碳排放约束纳入到供应链系统中，研究了碳限额与交易政策对企业投资、生产、库存和订货决策行为的影响，得到了在碳限额政策下，企业可以通过修改订单数量来最大化利润的结论。Benjaafar等^[13]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研究了企业设计了有效的生产流程、生产计划和库存管理策略，并得到了适当的绿色技术投入能够增加企业利润的结论。

上述有关碳排放政策约束下的企业生产策略研究表明：随着碳排放政策的出台，对企业生产运作实践性要求增高，这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受到学者的重视。然而，现有的理论研究大部分都是从宏观层面出发，如研究减排政策对国家或行业的经济影响等，而从微观层面出发，针对碳排放政策约束下的企业运作优化的研究还不多。